據報導，2010年我國原煤產量預計約為33億噸，比2009年增長約10%，比2005年新增約10億噸；2000年～2010年10年間，我國原煤產量從13億噸猛增至約33億噸，年均增長9.8%；預計我國原煤產量占世界原煤產量的比例，將從2000年的29%上升到2010年的46%。

 

資料顯示，各產煤省（區、市）“十二五”規劃2015年的原煤產能之和高達56億噸。預計，2015年，我國消耗原煤約45億噸，如果進口3億噸，則需自產42億噸。按此算，地方規劃原煤產能之和比全國所需產量多出11億噸，明顯過剩。

 

事實上，中央政府規劃的礦產開發速度屢屢被地方政府突破。國家規劃“十五”期內，全國原煤產量年均新增2000萬噸，而實際情況是年均新增2億噸；國家規劃2010年全國原煤產量目標26億噸，而實際產量約33億噸。照此趨勢，“十二五”期內，我國原煤年產量占世界原煤年產量的比例將超過50%。

 

然而，中國工程院最近發佈的《我國煤炭中長期發展戰略研究》認為，我國煤炭保有資源儲量為9524億噸，按照煤炭科學產能的要求，到2020年我國煤炭生產能力應該在38億噸左右。可見，各產煤地區2015年原煤產能之和56億噸的規劃目標是極不合理的。

 

煤炭資源是稀缺資源，我國煤炭資源人均擁有量僅為世界人均水准的一半。但是，我國煤炭資源儲量消耗速度是世界上最快的。有報導稱，遼寧的煤炭資源僅能維持20年開採。我國煤炭資源正在被嚴重透支。

 

不僅煤炭資源開發如此，稀土、金屬礦產和其他非金屬礦產開發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這個問題。多年來，我國以占世界37%的稀土儲量為全球提供90%以上的稀土供應。在1996年～2009年間，我國稀土儲量减少了37%，僅剩2700萬噸。即使在實行稀土出口配額緊縮的2010年，我國稀土出口還多達39813噸，超額31.6%。與那些同樣擁有豐富稀土資源儲量卻不開採而從我國大量進口稀土的國家，在礦產資源開發理念上形成鮮明對比。

 

我國礦產資源大開發的一系列負面影響早已顯現：從近期看，礦產資源浪費、礦山開發秩序混亂、礦山安全生產形勢嚴峻、礦山生態環境污染嚴重；從長遠看，寅吃卯糧，“吃子孫飯、斷子孫路”，國家難以持續發展。

 

我國礦產資源大開發的原因很多，但主要有兩方面。

 

第一，GDP“瘋狂”增長。國家“十五”、“十一五”規劃GDP年均增長7.5%～8%，但實際年均增速都高於10%。這種增長是靠持續的巨額投資和大量的“兩高一資”產品出口拉動的，必然要消耗大量的礦產資源。2009年，我國首次成為煤炭淨進口國且“一躍而為”世界第二大煤炭進口國，2010年我國淨進口量同比增長29%。如果我國GDP再按近10年的速度和靠“高消耗”的管道增長下去，我國許多礦產資源可能在2050年前就會被採光，在國際市場上進口礦產品的壓力會越來越大。

 

第二，我國礦產資源配寘存在兩大弊病。一是礦產資源配寘管道有失公平。在“協議出讓”的行政庇護下，國企圈佔了大量的優質礦產資源。例如，近幾年幾十家大型、超大型國企在西部地區特別是新疆的圈煤運動，轟轟烈烈的煤炭資源大開發，已導致新疆等地煤炭產能過剩，煤炭資源被嚴重浪費。二是地方政府的礦產資源配寘權力太大。我國一些省區掌握著用行政手段一次就給國企劃撥數十億噸煤炭資源儲量的配寘權。在“GDP至上”的思維指導下，許多地方以其礦業權優惠為“誘餌”招徠投資，結果必然導致礦產資源過度開發。

有關方面似乎還沒有認識到我國礦產資源過度開發的嚴重性。例如，去年，國際能源機构（IEA）報告認為2009年我國能耗為世界第一。國內有關部門馬上回應說我國能耗比美國少，不是世界第一。其實，這種回應沒有必要，而且它可能釋放出這樣的訊號——我國能源消費量還不多，化石能源開採還要大幹快上。

 

我國礦產資源過度開發的病徵表現在地方，而病根在宏觀方面。所以，要把我國礦產資源開發速度降下來，實現科學開發，還得從宏觀管理“下藥”。一是GDP增速不能失控。我國“十二五”GDP年均增速的合理值應在7%左右，但有幾個省區提出“十二五”期間人均GDP要翻番，照此算，其年均GDP增速要達15%以上。2011年的GDP增速計畫，大多數地區也都是兩位數。如果宏觀方面不採取措施限制地方特別是一些礦產大省區的GDP增速，那麼，控制礦產資源開發速度就是一句空話。二是加快改革礦產資源配寘管道。一方面，將重要能源礦產、金屬和非金屬礦產的礦業權配寘權全部收歸中央；另一方面，取消國企礦產資源配寘的一切特權，公平配寘資源。

三是嚴格控制礦產資源勘查許可和開採許可證發放的總量和速度。當然，這些改革需要與之配套的政績考核、發展規劃、投資體制、市場體制、“兩高一資”產品進出口和財稅體制等系統改革。只有這樣，才能抑制地方特別是中西部地區礦產資源大省進行礦產資源過度開發的强烈衝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