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德易货贸易中, 钨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作为抗战前后中国钨矿之首, 从一定程度上讲, 易货贸易的核心就是钨砂贸易。抗战初期中德钨砂贸易的一个特点是政府的垄断, 它对于研究中德经贸关系, 乃至政治关系, 均有重要影响。

中德政治关系的基础是双方在物资需求上的互补性。对于德国来说, 中国除了是德国巨大的工业品和军火销售市场外, 还是德国所急需的重要战略原料的产地。德国是资源严重缺乏的国家, 除了褐煤能够自给自足外, 85% 的石油、80% 的铁矿、70% 的铜、90%的锡、95% 的镍、98—99% 的钨和锑都需从国外进口。此外, 许多农产品(包括粮食) 也得依赖外购。1933 年希特勒上台后, 德国的扩军备战规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但在凡尔赛条约的束缚下, 一方面德国日益增长的军工产品生产过剩, 找不到充足的销售市场,另一方面生产先进武器的战略原料不易购得。而中国此时则成为德国的潜在伙伴。首先, 面对日本的武装侵略, 中国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国防建设, 急需购买外国的武器和工业设备; 其次, 由于缺乏外汇, 中国只能用出产的农矿产品换取; 第三, 中国蕴藏的丰富的钨、锑、锡等战略原料正是德国扩军备战所迫切需要的。

钨是德国扩军备战所需的最重要的战略原料。钨是制造合金钢的重要原料, 军事价值极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钨钢被广泛用于制造装甲板、穿甲弹、枪炮管和飞机上坚硬的抗高温部件。此外,生产切削工具、电话机、灯丝和钟表零件等也需要钨。中国钨产量占世界产量的 40—60% , 尤其是江西和湖南出产的钨砂品位高,含钨量达 70% 以上, 高于欧洲市场规定的 55—65% 的标准。由于战略的关系, 英美等国从不向德国出售钨砂, 尽管英国殖民地缅甸的钨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 20% , 美国约占 10%。因此, 对中国钨砂的渴求, 是德国政府加强同中国关系的一个关键因素。正如德国军事顾问赛克特(von Seeckt) 将军直言不讳的那样:“原料问题是我们政策的焦点。” 于是, 中德贸易的前景在于中国向德国出口钨砂的能力。换句话说, 钨砂贸易实际上是中德贸易关系的晴雨表, 更是中德关系发展的原动力。

1933 年以前, 德国是中国钨砂的最大买主, 但主要通过民间贸易从中国购得。希特勒上台后, 由于对钨砂的极度需求, 已经不满足于民间贸易的形式, 德国希望能够通过同中国政府的合作来从中国得到可靠的供应, 并尽可能多地储存这种战略物资。同时,中国正苦于没有充足的外汇来购买军火与工业设备。这样, 一种贸易互惠的方式便成为中德贸易的重要手段, 这就是以原料换取武器和机器的易货贸易。于是, 在德国国防军和经济部支持下, 德国在 1934 年 1 月 24 日成立了“工业产品贸易公司”(HA PRO ) , 简称合步楼。从表面上看它似乎是克兰(H ans Klein) 的私人公司, 实际上由德国国防军和经济部从中控制。同年 8 月 23 日, 克兰同孔祥熙签订了《中国农矿原料与德国工业品互换实施合同》(简称《中德易货合同》) , 规定合步楼公司向中国政府提供 1 亿马克的信用贷款, 中国政府将用这笔贷款购买德国工业产品, 而用中国的农矿产品予以偿还。这一合同经过中德双方的长时间谈判, 最终升格为两国政府间的协定, 于 1936 年 4 月 8 日由中国政府代表顾振与德国经济部长沙赫特(Schacht) 在柏林正式签署。

在中德易货贸易中, 钨砂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围绕易货合同长达 20 个月的谈判中, 钨成为双方谈论最多的议题。克兰于 1935 年10 月向资源委员会秘书长翁文灏提出, 德国每年需要中国至少运送 8000 吨钨砂, 11 月又表示希望在合同实施的第一年得到 4000吨钨砂。当翁文灏一再表示中国打算在近期内向德国提供 2000 吨钨砂后, 德国国防军部长布隆堡(von R lom berg) 当即接连致电蒋介石, 对中国政府此举表示感谢。事实上, 这批钨砂直到 1936 年4 月中旬, 即中德易货合同在柏林签字后才运往德国。在此期间,德国国防军部和克兰迭电中国政府,“催促甚急”。根据有关档案, 这批钨砂经过翁文灏多方搜集, 于 4 月 15 日交运第一批约200 吨, 售价为每吨 1735 元, 不久交运 500 吨, 同年 10 月再交运约 300 吨。

抗战前, 中国政府代德购运的钨砂总数没有完整记载。笔者根据档案推算, 由中央信托局代德购运的钨砂应为 2508 吨左右。当然, 德国从中国得到的钨砂远远超过这一数字, 主要是民间贸易仍占较大比重。根据资源委员会 1935 年编制的《中德贸易数量统计表》, 1929 年至 1934 年, 中国输往德国的钨砂价值由 2219 万元
增加到 19716 万元, 在中国输德货物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亦由017% 上升到 10131%。希特勒上台后, 德国从中国进口的钨砂数量有了较大增长; 1934 年仅为 2510 吨, 1935 年和 1936 年猛增到4784 和 5091 吨。②不过, 这些数字更多是来自民间的交易。随着国民政府对钨砂统制的建立, 钨业管理处对江西钨砂收购的控制越来越严, 官方交易在中德钨砂贸易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从1936 年起, 中国政府输德钨砂由中央信托局代购, 德方的接收承机构为美最时洋行(M elchers & C. )。当时从事钨砂贸易的还有德商礼和洋行(Carlow itz & Co. )、禅臣洋行(Siem ssen & Co. ) , 华商扬子贸易行、同昌公司, 以及丹麦的捷成洋行(Jebsen & Co. )、荷兰的好时洋行(Holland- China T rading Co. )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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