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WTO宣告中国在稀土出口政策方面违规后，美国与中国相继上诉，中国对外宣称保护环境和资源的政策目标不会改变。借由此案件，中国政府有望更加重视和加快处理稀土市场现存的问题。

为了应对稀土国际案件，稀土行业协会建立了，稀土交易所运行了。

包头稀土交易所3月28日试运营现货挂牌交易， 首先上市的三种稀土氧化物分别为氧化铈、氧化铕和氧化镨钕。

上市一个月以来，除了氧化铈，氧化镨钕、氧化铕的价格在一个月内有了较为明显的上行。但毕竟通过交易所交易的企业还是少数，据上市以来的观察和跟踪，交易所的价格高企，成交量还是很少，较多企业对这样的高价并不关心，对稀土现货市场价格暂无明确的影响。自稀土案有了初步结论后，稀土现货市场整体仍保持平稳运行，商家心态出现看涨盼涨囤货的情况，部分品种如镨钕、镝类产品价格出现短暂的小幅上涨，但跟交易所的价格相比仍相去甚远。

无论是稀土价格大幅的波动，严重的环境污染，市场炒作，还是稀土争端等问题，归根结底是由于稀土作为资源本身的稀缺性、高价值性特征以及市场本身的特征决定的。其次，政府更优先重视经济发展而不是生态家园建设也是问题长期难以解决的主要原因。

稀土交易所的影响力毕竟还有待观望，为了改善国内稀土市场环境，保护稀土资源，整合、整顿、收储是近两年来影响市场变动的最主要的政策手段。稀土市场的问题并非根深蒂固，但是解决起来也并非是是一时就能达成的，需要多政策多渠道解决，也需要市场参与者的配合。国家推出的政策应引起市场参与者的兴趣与广泛参与才能对市场造成有效影响。

市场参与者配合需要政策制定需符合大部分商家的利益。目前稀土行业整合仍为大趋势，但是目前按一些大集团公布的企业利润情况来看，稀土行业的利润大幅减少，盲目整合不一定能给企业带来业绩，反而会增加负担。

3月底后至今，市场参与者纷纷看好收储，盼涨稀土价格，过去几年收储制度对稀土市场价格上涨的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而近期稀土市场则显得非常平稳，并未出现大幅的变动。笔者认为，收储作为宏观调控供应市场的手段，实施更应常规化，即收储频率增加，如按季度收储，每季度收储量恒定，若按一年一次一万多吨的收储量来看，既会对国家财政造成负担，也容易引起市场炒作行为。

当然收储只是一种调控的辅助手段，如果市场长期有过量的稀土供应，收储的量并不会对市场造成影响，也难以支撑价格。解决当前稀土市场主要问题的办法还是要控制原矿开采和整顿市场非法矿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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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中国成为当今世界的贸易大国，我们在国际市场上遇到的贸易摩擦也由前些年主要是在“准入”环节逐步扩大到“准出”环节。3月27日，世界贸易组织确认，中国对稀土征收出口关税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所签议定书中的相关规定不符，中国对涉案产品设置出口配额也不符合《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规则。中方虽然在60天内还有申诉机会，但在稀土案上反败为胜的机会也仅存在于“理论上”。

就稀土案而言，既然败诉已基本定局，总该吃一堑长一智。照许多人都看法，在稀土案上的“吃一堑”无疑就是中国丧失了在国际市场上的定价权，导致稀土在国际市场上越卖越贱，最终稀土卖出黄土价。这种看法看似说得过去，但却有些表面化。实际上，这一回在稀土案上败诉恰恰是在现有国际贸易规则的约束下，我们争夺稀土定价权的努力遭遇欧盟、美国、日本等贸易伙伴的强有力阻击。

也许有人会说，凭什么要让中国以约占全世界23%的储量向国际市场上供应90%的稀土。谁说不是呢？可这又说明什么呢？在当今国际分工格局下，哪一个国家所有产业都只为国内生产？美国不是这样，至少波音生产的飞机不仅仅卖给美国的航空公司吧。苹果手机更是全世界都有。中国更不是这样，从鞋、服装、家电，到钢铁、光伏，许多产业都离不开国际市场。所以说，拿储量比例与供应比例差距说明不了说明问题。至少，在稀土案败上诉“吃一堑”的重点不在于此。不过，换一个角度来看，作为不可再生的资源性商品，对稀土资源的开发利用不仅要讲求可持续性，而且也要关注到过度开发稀土资源给生态环境带来的损害。为此，中国政府近些年来也采取了一系列手段来强化对稀土出口的管理，其中包括从2003年开始针对稀土出口实行配额制，从2005年开始取消了稀土出口退税，在2005年压缩了出口配额企业名额，从2006年11月1日起对稀土加征了出口关税。

按理说，为保护生态环境而适当限制稀土出口本无可厚非。世贸组织虽禁止限制出口，但也有针对保护可用尽自然资源的例外条款。不过，世贸组织认为，保护可用尽自然资源有关措施在与限制国内生产或消费一同实施时，则不违反WTO 规则，而中国在限制“准出”的同时，却没有对国内的进行同等限制。实际上，这恰恰是中国的“软肋”。在粗放的经济发展模式下，国内对于稀土资源的利用效率并不高。如果对等设限，不仅国内的稀土产业有一个寻求出路的问题，而且国内的下游产业承受的压力也过大。

老实说，尽管我们对稀土出口加以适度限制，但并未借此卡住国际市场的供应。事实上，中国的稀土出口配额是按照全世界80%的用量设计的，而且近年来的稀土出口配额也没有用尽。那么，为什么欧美日还要为此向世贸组织告状？很明显，就是为了以“黄土价”买到稀土。事实上，2010年削减稀土出口配额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实现我国稀土出口价格的触底回升。自从2010年7月以来，我国稀土价格开始大幅上涨，其中2012年年初平均涨幅更是超过200%。不过，我们明知道如此，却在现有的国际贸易规则下无法有效维护自身权益。如果说在稀土案败诉问题上“吃一堑”的话，这一“堑”就在于我们做的事情合理却被武断地认为不合世贸组织之“规”。

针对稀土案的败诉，我们在“吃一堑”后，仅仅“长一智”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在许多方面“长智”。

一方面，从我们的内在诉求来讲，不应当将限制稀土出口作为唯一手段。对某些地方来说，稀土开采在很大程度上可带来就业机会与税收。如果大幅度压缩稀土开采规模，带来的后续影响也不可忽视，如当地经济发展会不会受到拖累？有没有针对稀土开采的替代产业？如何妥善转移安置劳动力？显然，各地与各部门还需要对类似的问题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一揽子解决办法。例如，在开采环节压缩稀土开采规模对相关下游产业所带来的影响。又如，从综合治理的角度出发，要将生态环境保护、行业准入管理、政策法规制定、产业结构调整等各方面工作加以整合，从供应源头上构建突破稀土困局的压力分担体系。如果说稀土案的败诉让我们“长一智”，至少应包括这一“智”

另一方面，从我们的外在诉求来看，世贸组织的有关规则我们还是要遵守的，但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并不仅仅是我们中国一家的事情。在“准出”环节，欧美国家设限的例子还少吗？至今，美国不仅维持着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而且也不让欧盟对华输出高技术产品，理由是这些产品有可能被用于军工用途。我们出口的稀土资源也是一种战略资源，很多高技术军工产品都离不开稀土。对于某些国家限制出口高技术产品，我们完全可以认为是“非善意”行为。既然如此，我们对这些国家出口稀土是否该有个说法？其实，在“准出”案件上，世贸组织往往是民不举，官不究。我们不去告别人，而一旦人家告我们，我们连讨价还价的筹码都没有。在这方面，还需要再“长一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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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公布了美国、欧盟、日本等成员方诉中国稀土钨钼产品出口措施案(简称“稀土案”)专家组报告。中国政府采取的一系列限制上述产品出口的措施违反了WTO规则，应予修正以使其符合WTO相关规则。对此，中方表示遗憾并已于近日决定就该专家组报告向WTO上诉机构提出上诉。

WTO专家组肯定我保护环境和资源，但未认可我限制出口措施

近年来，中国政府出于保护环境以及国内可用竭资源之目的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限制稀土等原材料出口的措施，这引起了美、欧、日等视稀土为战略资源且长期从中国进口的传统“大户”们的不满。但事实上，中国所拥有的稀土资源并不丰富，却一直以来是全世界稀土出口最多的国家。

随着高科技产业的迅速发展，全球对稀土的需求和消耗量快速增长。稀土资源属于不可再生的矿产资源，由于多年来的大量、无序开采，中国的稀土资源已濒临用竭。另一方面，稀土生产、加工过程对生态环境影响巨大，其开采所造成的环境污染比较严重。可见，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稀土出口无疑有助于遏制中国稀土开采的势头，符合可持续发展的政策目标。

许多人不理解，就是这样一个非常正当的措施为何没能得到WTO专家组认可，反而判中方败诉?有人不禁要问，难道中国政府必须牺牲本国资源和环境维持向发达国家的大量出口吗?这对中国而言公平吗?

实际上，只要通读专家组报告，就不难发现，WTO专家组并未认定中国政府限制稀土等原材料出口的目的是错误的，不仅如此，专家组对中方为保护环境和可用竭资源的初衷予以肯定，认为这不仅符合WTO奉行的可持续发展宗旨，也是中国拥有管理自然资源的主权权利。但遗憾的是，专家组认为，中方采取的一些限制出口措施并未达到上述目的，对中方提出的一些合理证据和观点未予采信。特别是在出口税措施上，尽管有一名专家组成员支持中方观点，但最终专家组还是认为中方无权援引GATT第20条“一般例外”条款为中国采取的出口税抗辩。

向WTO上诉机构提出上诉：希望与忧虑并存

在上诉过程中，我们应当认真分析专家组报告，在此基础上，充分运用WTO规则和法律解释依据据理力争，尽最大努力争取上诉取得成功。

按照WTO规定，上诉机构仅对上诉案件的法律问题进行审查，因此，法律规则的运用能力、解释能力对上诉能否成功至关重要。目前看来，对于上诉最终结果来说，希望与忧虑并存。

一方面，在出口税问题上，一名专家组成员以及俄罗斯、巴西、阿根廷等成员方对中国相关立场的支持使我们看到了希望。在案件审理中，该名专家认为，从WTO协定的完整性以及整体解释的角度出发，中方应同WTO成员方一道在出口税问题上享有GATT第20条赋予的“一般例外”权利，该条款允许成员方在符合法定条件的前提下为保护环境及可用竭资源、保护人类及动植物生命健康而违反WTO规则。

在WTO已裁决的中国原材料案中，WTO专家组仅依据中国“加入议定书”第11.3条出口税条款，未援引GATT1994就认定中方无权在出口税问题上主张GATT第20条“一般例外”赋予的权利，这对中国等WTO新成员来说显然不公平。为此，中国政府有关部门以及国际法专家、学者一直利用各种场合、积极运用国际法理论和WTO规则据理力争。此次赢得一名专家以及几个重要WTO成员方的支持，可谓取得了重要进展。

但可以想见，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与美、欧、日之间上诉过程中势必还会有一场恶战，我们一定要做好各方面的充分准备，争取WTO上诉机构能改变以前所持的立场，转而支持中方在出口税方面援引GATT第20条“一般例外”的权利。

此外，对专家组无视中方提交的某些证据以及为保护环境和可用竭资源所做的努力，特别是认为中国政府对稀土等采取的数量限制、许可证等出口限制措施与WTO规则的观点，我们应当进一步对上诉机构做出解释和抗辩。

当然，从WTO以往的司法实践看，上诉机构推翻专家组裁决的可能性并不很大，这也是我们对上诉结果的隐忧。但即便如此，也不应动摇、甚至放弃争取权利的决心和信心，因为上诉毕竟是我们重申观点和立场的重要机会。

我们也应重新审视政策措施的执行和落实

与此同时，在国内，我国政府相关部门和地方也应当重新审视限制稀土等原材料出口政策措施的执行和具体落实过程中是否还存在亟待改进的地方。

例如，按照WTO规则要求以及国际法中的“善意原则”，在限制出口的同时也应当限制国内生产和消费，如果一方面对出口进行限制、而另一方面国内生产和消费却在增加，这就会对国际贸易形成“任意的、变相的歧视”，这是WTO规则所不允许的。

特别应注意的是，在中央政府已制定相关政策后，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仅为自己的蝇头小利，公开或隐蔽地继续大量开采稀土，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不仅与国家为环境保护作出的努力和相关决策背道而驰，而且还会授人以柄，成为他人攻击中国的稀土政策的证据。

此外，为贯彻保护环境和可用竭资源的方针，中央政府各部门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相关政策和措施还应进一步做到协调一致，绝对避免出现各自为政、制定的规则不统一的局面。这也是WTO统一实施以及透明度原则要求成员方承担的协定义务，在这方面，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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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商务部举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沈丹阳表示，我国决定就中国稀土出口政策案向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提出交叉上诉。

建立战略资源管理体制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金柏松表示，中国在稀土方面存在制度出台不够周全等问题，需进一步改革。中国作为世界贸易大国，应树立积极形象，对维护国际规则、承担国际责任保持清醒认识，按照国际规则办事。当前我国亟待建立一个基于国防安全、经济安全的稀土等“战略资源管理体制”，而这必须是一个与国际规则，主要是与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接轨的制度。

金柏松对“战略资源管理体制”做了进一步解释。他说，这是一套包括出口管制，战略资源封存，企业集中化开采、冶炼、提纯，高科技材料开发与产业制造，建立销售市场秩序，建立全球市场交易中心，以人民币标价，实行24小时现货与期货交易，履行最高行政审批程序，区别对待国际合作伙伴的等级制度。建立和完善这套制度，不仅可以保护和利用好我国宝贵的资源，发展国内高科技材料工业，为我国军民重要产业未来发展留有一定余地，还可以与美、日、欧等建立对等、灵活、有区分的合作关系。

中国贸易的“远”与“近”

喧嚣多时的稀土诉讼案，以中国的败诉暂告一段落。3月26日世界贸易组织公布专家组报告，裁定中国对稀土、钨、钼相关产品采取的出口关税、配额管理措施违反世界贸易组织相关规定。巧合的是，3个月前我国刚以2013年4.16万亿美元货物进出口总额的成绩荣膺世界贸易第一大国的桂冠。一喜一悲之间，窥见中国在贸易领域与世界舞台的“近”与“远”。

作为新晋全球第一贸易大国，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但是，作为一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组织13年的新兴发展中国家，对于国际贸易舞台的游戏规则，我国还未谙熟到游刃有余的地步。

在金柏松看来，稀土被广泛用于激光、太阳能发电、电动汽车、智能手机、武器等产品制造。目前，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稀土提炼、加工、出口国。我国理所当然地应该坚守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坚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世贸组织有安全例外原则，美国据此主导签署瓦森纳公约，参与国公开对中国实行出口管制，明确禁止对中国出口。我国理所当然也可以据此对履行瓦森纳公约的国家，如美、日等国实行出口管制制度。“遗憾的是我们还没有完善此项制度。再如美国可以实行战略封存，我国理所当然也可以对战略资源实行战略封存。”金柏松称。

对于我国向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提出的交叉上诉，金柏松分析认为，中方申请二审，不排除二审在结论上有一些调整。

“出牌”需遵守国际规则

金柏松强调，国内稀土行业需要明确三项原则，按照国际规则来“出牌”。

一是明确资源所有权。国外所有矿产资源都为私人所有，所有权明晰。但是，我国的资源所有权不明晰，应该明确资源持有者的所有权和开采权以及自由经营权，积极落实与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有关的贸易投资的自由原则。

二是战略资源封存。应学会按照国际规则办事。美国目前没有对稀土出口征税，我们也不宜对稀土出口征税，美国实行战略封存，我们也可实行战略封存。

三是安全原则。国际上有国防安全、经济安全概念。世界贸易组织认为，安全原则是例外的。这一原则对于中国也是适用的。我国应设立法案，鉴于国防安全，对军民两用物品实行出口管制。凡是有可能用于军事的资源、技术出口，包括有些可以用于军事的稀土，我国可以理直气壮地禁止出口。

金柏松称，世界上稀土贸易80%-90%依靠中国，因此，我国应积极争取稀土交易话语权。他还建议，第一，将稀土资源通过公平交易，集中于少数企业；第二，在交易所上市，实行现货、期货24小时交易，为世界自由贸易发展作贡献；第三，还可以考虑用人民币标价，促进人民币跨境交易。

“然而，实现稀土等战略资源交易的国际话语权，需要制定一整套配套方案，而这并非易事。”金柏松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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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美国现代军事硬件中一些最关键的部件完全依赖中国稀土。全球最先进的武器系统中的激光器和磁铁使用的是来自中国的稀土金属。比如，稀土元素钕被用来生产导弹尾鳍系统、智能炸弹和卫星系统中的微小磁铁，还用来生产海军舰艇上装备的混合动力电力发动机中的磁铁。钐元素和钴元素混合在一起，用来坦克和“神盾”级舰艇导航系统的制造。镱元素则用于坦克和导弹激光引导系统的制造。

尽管中国的稀土储量占到全球总量的36%，但美国的储量也不少，拥有全球13%的储量，居第二位。然而，美国发现，它的竞争对手如今严控着它发展军事所需要的稀土资源。

过去10-20年中，美国尖端军事系统需要的原材料和成品都可以自给自足。但是，之后，美国生产商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国内可以用于商业开发的集中的稀土储藏很难获取。将稀土元素制造成金属进而造成高科技零部件的成本不断飞涨，从而使稀土采矿业从美国转到中国。

受中国限制稀土矿出口的影响，美国国会2010年9月通过《重振稀土和关键资源法案》，旨在推动国内稀土研发和支持本土的稀土制造商。之后，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了更多的相关法案。美国希望通过立法手段推动重建拥有竞争力的美国稀土工业。美国稀土的老牌供应商钼矿公司(MolycorpInc。)日前宣布，2012年底前，将其位于加州稀土矿的年生产量提高到2万吨。该公司还向美国能源部申请了相关贷款。

然而，美国要想重振稀土工业并非一日之寒。美国国会下属的政府问责局声明说，建立起一条供应链需要15年左右。而且短时间之内，美国国内还形成不了提炼和生产高科技军事硬件所需的磁铁等部件的稀土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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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稀土价格继续平稳，稀土收储传言再起，但无正式文件；供应商现货不多，因需求匮乏，也并没调高报价。供需少有变动，市场实际交投显冷清。

氧化镝主流厂家含税163-165万元/吨，镝铁主流厂家含税价168-170万元/吨。

氧化镨主流厂家含税价570,000-580,000元/吨。氧化钕310,000-320,000元/吨。

氧化镧厂家含税价19,000-20,000元/吨。氧化铈主流厂家含税价20,000-21,000元/吨。

氧化镨钕主流厂家含税价315,000-325,000元/吨，镨钕金属主流厂家含税价410,000-420,000元/吨。

荧光级氧化铕主流厂家含税价3,950-4,050元/千克。荧光级氧化铽主流厂家含税价3,000-3,200元/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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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贸组织(WTO)发布有关中国稀土出口争端的专家组报告约一个月后，应诉方中国4月25日向WTO的上诉机构(Appellate Body)提交了上诉文件。

根据WTO上诉机构上周五公布的文件，中方对专家组报告中超过170处段落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报告曲解了WTO规则和中国入世文件，进而要求上诉机构驳回专家组报告中有关中方“出口配额”违规等裁定。

中方是在4月17日宣布上诉的。此前，稀土案起诉方之一美国也在4月8日向上诉机构提出上诉；美方对专家组在裁定过程中对证据的处理表示了不满。

这标志着备受关注的中国稀土出口争端案由争端解决程序进入上诉程序。上诉只能从法律解释角度提出不同意见，不能重新质证，或者新开议题。

按照规则，上诉机构应该在60天、最多不超过90天的时间内做出答复，支持、修改或驳回专家组报告。之后，争端解决机构必须在30天内接受，或者在共识基础上回绝上诉结果。

目前，稀土案的另外两个起诉方欧盟和日本尚未跟随美国提出上诉。

世贸组织在3月26日发布了有关中国稀土案的专家组报告，支持大部分美、日、欧三方的诉讼要求，也驳回了部分起诉方的主张。

争端解决机构的专家组报告认为中国对包括17种稀土(rare earths)原材料、钨(tungsten)和钼(molybdenum)等施加的出口限制措施违规。

这三种出口限制措施是：对以多种形式出口的稀土原材料征收关税，对一定时间段的出口量施加配额，以及对这些原材料的出口企业权限加以特定限制。

终裁报告摘要分别解释说，中国入世文件承诺取消这些出口关税，而这些稀土原材料并没有被列入附件排除在外；出口配额的设置也是出于产业政策目标，而不是“保护”目的；同时，对企业出口权力的限制也违反了世贸规则。

此专家组报告一经公布，中、美、欧等当事方立即作出表态。美国白宫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认为美方胜诉。

中国商务部条约法律司当天做出回应说，专家组认可中方对稀土、钨、钼采取的综合性资源与环境保护措施，驳回了欧盟关于申请钼出口配额企业的“出口实绩”要求歧视外国企业的主张，中方对此表示赞赏。

商务部说，对于专家组裁定中方涉案产品的出口关税、出口配额以及出口配额管理和分配措施不符合有关世贸规则和中方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中方感到遗憾。

中方认为，在着日趋严峻的资源和环境压力下，中国政府近年来不断加强并完善对高污染、高耗能、消耗资源性产品的综合管理，“这些管理措施符合世贸组织倡导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擅长贸易问题的欧盟智库ECIPE主任牧山浩石(Hosuk Lee-Makiyama)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中方上诉成功的可能性非常小。”牧山浩石说，中央政府试图通过贸易限制措施来解决环境等问题的做法，是不符合WTO规则的。

根据行业组织中国稀土学会网站4月24日转引路透数据，中国3月份对美国和日本的稀土出口同比皆有增长，其中对美增10.85%，对日增38.21%。

数据显示，对法国、西班牙、德国和荷兰等欧盟国家的稀土出口同比也有大幅增长，对英国、奥地利等国则大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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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钨与稀土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通过了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专家评审组的监督评审和扩项现场评审。此次专家评审组委员依据CNAS-CL01：2006《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认可准则》及相关认可规则文件，通过听取汇报、查阅质量管理体系文件、技术档案、能力验证记录和现场提问等方式，对中心仪器设备、环境条件、体系运行、现场试验、人员建设等情况进行现场评审。

此次评审新增16个检测项目，涉及到了18个标准，包括钆铁合金、钴精矿及铥镱镥纯度等，中心在上述能力上已经达到国际互认的水平。此次评审项目多、任务重，是中心大规模的评审活动之一，受到了中心领导高度关注。各职能部门密切配合，通力协作，加之，前期迎评工作准备充分，使得评审工作顺利进行，保障了认可结果的准确性、高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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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期垄断全球的稀土生产。不过，近年来，同北京的相关争议出现了新动向：西方企业转向替代品和其它产地，稀土价格下滑。

对全球高技术产业而言，稀土是一种贵重原料。电脑晶片、电动机、风力发电装置或互联网手机里，处处有着它们的影子。可是，多年来，围绕这一特殊的材料，持续发生着激烈争议。90%的稀土在中国生产。然而，该国对稀土出口设限，尤其使包括德国在内的欧、美、日企业受到严重影响。西方国家虽在由此引发的贸易争端中获得一次阶段性胜利，—世贸组织仲裁法庭上月裁定中国限制稀土对外出口违反自由贸易规则，—但问题本身远未由此得到解决。

总部位于柏林的墨卡托中国问题研究所（MERICS）专家维贝克（JostWübbeke）就认为，“世贸组织裁决所起的影响很小”。因为，裁决不会立刻生效。中方还可提出上诉。维贝克在接受德新社采访时指出，在被迫取消出口限制前，北京尚有足足一年过渡期；而中方是否会落实仲裁决定，尚在未定之数。

中国自己的工业就需要很多稀土。同时，北京政府又不愿意过快消耗本国稀土资源，避免因有害性开采和加工过度污染环境。因此，稀土开采量锐减。维贝克指出，不清楚的是，中国会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继续供应世界市场。

价格剧跌

尽管如此，国际市场上，稀土价格已然下滑。许多企业如今已在寻找这一高技术金属矿的替代品。维贝克指出，外国消费者越来越多地采用替代性原材料，并减少了对稀土的应用。此外，世界经济危机也使稀土需求下跌。还有，尽管北京中央政府设限，地方上许多小生产商仍不顾规定，继续生产，并由此压价。维贝克认为，北京试图使稀土价格长期保持高位的计划肯定已经失败。虽然，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稀土蕴藏，但美国和俄罗斯等其它国家也有巨大储藏，完全能满足内需。另外，日、欧、美等国家和地区的高端企业能够为某些产品找到稀土的替代品，并更有效地回收利用稀土材料。当然，这种战略也有极限，至少，到目前为止，稀土在许多技术领域依然不可或缺。

力量对比

另一方面，随着价格下滑，力量的对比关系发生了变化。2011年，某些品类稀土的价格达到最高点，这使得在较困难的地区开采稀土也变得具有吸引力。例如，停产8年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山口（MountainPass）”矿于2010年年底复产；在马来西亚，去年已开始加工来自澳大利亚的稀土。

不过，德国联邦地质与原材料局（BGR）新近指出，今天，在加利福尼亚和马来西亚，已不再有人谈及一度让人振奋的“扩大生产能力”这一前景了。

墨卡托中国问题研究所专家维贝克强调，中国在稀土领域的支配性地位有其历史原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北京以过低的价格开采这一高技术金属矿，导致在世界其余地区的开采无力可图。而工业发达国家又长期低估稀土的战略价值。按他的说法就是：“工业国的消费者们长期安心躺在了中国的低价上。”

3年前稀土价格的陡然攀升，刺激了国际间对稀土矿的大规模寻找。据联邦地质与原料局提供的数字，迄今已新发现了440多处稀土矿。该机构在一份报告中指出，新矿山、众多的深具潜力的矿藏以及出人意料的众多替代品导致稀土价格剧跌。

不过，即使这样，中国的稀土垄断地位还远未动摇。尤其是，所谓的重稀土迄今依然只有中国开采，而重稀土对电力机动性、风力发电装置以及节能灯泡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联邦地质与原料局认为，重稀土的供应依然受到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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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公布了美国、欧盟、日本等成员方诉中国稀土钨钼产品出口措施案(简称“稀土案”)专家组报告。该报告认为，中国政府采取的一系列限制上述产品出口的措施违反了WTO规则，应予修正以使其符合WTO相关规则。对此，中方表示遗憾并已于近日决定就该专家组报告向WTO上诉机构提出上诉。

WTO专家组肯定我保护环境和资源，但未认可我限制出口措施

近年来，中国政府出于保护环境以及国内可用竭资源之目的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限制稀土等原材料出口的措施，这引起了美、欧、日等视稀土为战略资源且长期从中国进口的传统“大户”们的不满。但事实上，中国所拥有的稀土资源并不丰富，却一直以来是全世界稀土出口最多的国家。

随着高科技产业的迅速发展，全球对稀土的需求和消耗量快速增长。稀土资源属于不可再生的矿产资源，由于多年来的大量、无序开采，中国的稀土资源已濒临用竭。另一方面，稀土生产、加工过程对生态环境影响巨大，其开采所造成的环境污染比较严重。可见，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稀土出口无疑有助于遏制中国稀土开采的势头，符合可持续发展的政策目标。

许多人不理解，就是这样一个非常正当的措施为何没能得到WTO专家组认可，反而判中方败诉？有人不禁要问，难道中国政府必须牺牲本国资源和环境维持向发达国家的大量出口吗？这对中国而言公平吗？

实际上，只要通读专家组报告，就不难发现，WTO专家组并未认定中国政府限制稀土等原材料出口的目的是错误的，不仅如此，专家组对中方为保护环境和可用竭资源的初衷予以肯定，认为这不仅符合WTO奉行的可持续发展宗旨，也是中国拥有管理自然资源的主权权利。但遗憾的是，专家组认为，中方采取的一些限制出口措施并未达到上述目的，对中方提出的一些合理证据和观点未予采信。特别是在出口税措施上，尽管有一名专家组成员支持中方观点，但最终专家组还是认为中方无权援引GATT第20条“一般例外”条款为中国采取的出口税抗辩。

向WTO上诉机构提出上诉：希望与忧虑并存

在上诉过程中，我们应当认真分析专家组报告，在此基础上，充分运用WTO规则和法律解释依据据理力争，尽最大努力争取上诉取得成功。

按照WTO规定，上诉机构仅对上诉案件的法律问题进行审查，因此，法律规则的运用能力、解释能力对上诉能否成功至关重要。目前看来，对于上诉最终结果来说，希望与忧虑并存。

一方面，在出口税问题上，一名专家组成员以及俄罗斯、巴西、阿根廷等成员方对中国相关立场的支持使我们看到了希望。在案件审理中，该名专家认为，从WTO协定的完整性以及整体解释的角度出发，中方应同WTO成员方一道在出口税问题上享有GATT第20条赋予的“一般例外”权利，该条款允许成员方在符合法定条件的前提下为保护环境及可用竭资源、保护人类及动植物生命健康而违反WTO规则。

在WTO已裁决的中国原材料案中，WTO专家组仅依据中国“加入议定书”第11.3条出口税条款，未援引GATT1994就认定中方无权在出口税问题上主张GATT第20条“一般例外”赋予的权利，这对中国等WTO新成员来说显然不公平。为此，中国政府有关部门以及国际法专家、学者一直利用各种场合、积极运用国际法理论和WTO规则据理力争。此次赢得一名专家以及几个重要WTO成员方的支持，可谓取得了重要进展。

但可以想见，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与美、欧、日之间上诉过程中势必还会有一场恶战，我们一定要做好各方面的充分准备，争取WTO上诉机构能改变以前所持的立场，转而支持中方在出口税方面援引GATT第20条“一般例外”的权利。

此外，对专家组无视中方提交的某些证据以及为保护环境和可用竭资源所做的努力，特别是认为中国政府对稀土等采取的数量限制、许可证等出口限制措施与WTO规则的观点，我们应当进一步对上诉机构做出解释和抗辩。

当然，从WTO以往的司法实践看，上诉机构推翻专家组裁决的可能性并不很大，这也是我们对上诉结果的隐忧。但即便如此，也不应动摇、甚至放弃争取权利的决心和信心，因为上诉毕竟是我们重申观点和立场的重要机会。

我们也应重新审视政策措施的执行和落实

与此同时，在国内，我国政府相关部门和地方也应当重新审视限制稀土等原材料出口政策措施的执行和具体落实过程中是否还存在亟待改进的地方。

例如，按照WTO规则要求以及国际法中的“善意原则”，在限制出口的同时也应当限制国内生产和消费，如果一方面对出口进行限制、而另一方面国内生产和消费却在增加，这就会对国际贸易形成“任意的、变相的歧视”，这是WTO规则所不允许的。

特别应注意的是，在中央政府已制定相关政策后，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仅为自己的蝇头小利，公开或隐蔽地继续大量开采稀土，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不仅与国家为环境保护作出的努力和相关决策背道而驰，而且还会授人以柄，成为他人攻击中国的稀土政策的证据。

此外，为贯彻保护环境和可用竭资源的方针，中央政府各部门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相关政策和措施还应进一步做到协调一致，绝对避免出现各自为政、制定的规则不统一的局面。这也是WTO统一实施以及透明度原则要求成员方承担的协定义务，在这方面，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总之，稀土案带给我们很多启示和思考，希望与隐忧并存，但这对于我国今后制定环境保护政策以及促进立法科学化、精细化、统一化而言，并非是一件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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