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土也要巧管理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在近期的稀土舆论攻防战中，我们很容易看到类似的表述。我们看到英媒说中国稀土失败是西方取得的重大胜利，我们看到日媒称中国的战略完全失败，我们常常因极大的挫败情绪而懊恼不已，大脑升腾起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而丧失了冷静思考。

比如我们正在认为，这是欧美等西方国家对中国的阴谋，是对中国的围剿；比如我们正在认为，WTO是西方国家实施围剿中国战略的工具，逃离围剿的办法就是彻底退出WTO，自力更生，自己玩自己的。甚至还有人怀疑这次败诉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假摔成分。这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并不全然没有事实支撑，也就多了些迷惑性。

这些事实就包括，这次稀土案的上诉方确实正是欧美日，是他们的控诉导致WTO初步裁定中国败诉。但解决的办法却不是情绪化的民族主义，而应代之以自我检讨，查找自身的问题和短板。既然加入了WTO，认可了其框架，我们就要学会适应规则，并利用规则，化解自身的危机，而不是一味靠悲情意识渲染民族主义情绪，进而掩盖责任追究和问题的解决。

悲情意识的逻辑源头是，我们的稀土储存量从世界最高急剧下滑，由世界第一退居世界第三（最常见的说法就是从80%降至23%），造成这一结果是像白菜价一样的廉价销售和无序开采，而当我们意识到这些并加以限制（实行配额制）时，西方各国不接受了，贸易战从此开打。这次我们的失败更坐实了被欺负的判断。

但悲情意识却无助于我们在稀土案中胜诉。导致WTO做出这一裁定的理由是，中国对稀土出口实行了配额制，这是违反WTO规则的做法。尽管在WTO成员的实践中，不乏采取配额制限制进出口的先例，甚至不乏将某些商品采取禁售措施，但回到稀土案，这些案例却未必能够作为范例。这也是连很多中方贸易专家都对上诉成功寄望不大的缘由。

尽管，我们采取出口配额制有着天然合理的理由：环境保护。毋庸讳言，过去几十年间，我们廉价无序的开采，对环境生态造成极大的破坏。但配额制，却很难不成为WTO诉讼中的把柄，而且这一把柄这几年还没起到实质性作用（出口低于配额），有人曾据此呼吁现在正好借机取消配额制。从当前的现实看，实行配额制确实不是一个好的办法，我们要采取更巧妙的方式保护环境。

以环保为目的的配额制的另一个特点是，这是从出口环节的限制措施。我们还应该思考的是，为何很多国家都有足够的储存量，而只有我们在大量出口，而且只有我们目前被迫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别个国家限制开采的解释只是部分理由，笔者认为更根本的理由则是他们没有很强烈的出售冲动。而我们过去的廉价无序的开采过程，对环境的肆无忌惮的破坏过程，是与我国的资源大甩卖相对应的。即使在今天，仍很难抑制地方政府、企业、以及偷采者的开采冲动。

这给我们开启了一个思路——我们在落实限制出口或者保护环境的目标时，从生产环节限制比从出口环节限制更能规避WTO的规则。尽管我们把稀土列为国家战略后，采取了从开采环节到出口环节的全面措施，但从开采环节加以限制更为切实可行。从配额制来看，除了在WTO败诉外，也未起到相应作用。比如由于初级产品不受配额限制，一些国家开始采取在中国投资设厂的方式，变相进行资源出口。加强生产环节的管理就显得尤为重要。

这些措施的背后，仍应该给予充分尊重的是国家的稀土战略。在这次稀土大争论中，另一个似是而非的观念是，我们之所以限制稀土出口的原因是储存量在世界的占比迅速下滑，如果事实证明占比下滑并不存在，是不是就不应该继续限制稀土出口？也曾有文章称，中国稀土并不紧缺，轻稀土和重稀土的储量，都相当于世界1000年的终端消耗量，稀土已经沦为一般资源；也有不少企业告知媒体，稀土并不紧缺。

既然稀土已列入国家战略，笔者无意对该观点做更多探讨。笔者以为，即使并不紧缺的说法成立，立论的起点仍只是相对于开采能力和使用量而言，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该放任稀土肆意开采廉价出口，也不意味着我们粗加工出售精细加工买进的国际贸易现实就该持续下去，就不该进行战略性保护和使用。

稀土的战略性保护，应该继续下去。如果上诉失败，配额制被取消将成定局。尽管笔者认为取消配额制并不是世界末日，也不应给予过多恐惧，我们还是要利用这短短的几个月缓冲期，重新调整策略，以防止取消配额制后再次出现行业的无序和野蛮生长状况。我们要清醒地知道，那些闻败诉而偷着乐的脸庞亦为数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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